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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
学术界：现代标准汉语
现代标准汉语，是现代汉语口语与书面语的官定标准，基于现代北方官话的语法和语音，做为官事、教学、媒体等的标准用语，并广为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华人采用。作为联合国六种官方工作语言之一，成为国际人士学习中文的主要参照。当前在新加坡等国为官方语言之一，也是东南亚及其他海外华人群体广泛采用的共通口语或书面语；
国语（Guoyu），1930年代由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规范与推广。国立编译馆主编、正中书局出版的黎锦熙先生的解释，是“北平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交际、讲学所用之北平话”。抗战胜利后，败退台湾省的国民党继续推广现代标准汉语；
早在雍正时期，清政府就积极推广官话。其中福建、广东两地的语言系统与北方官话差异极大，以至两省官吏持乡音“赴任他省，不能宣读训喻、审断词讼”，只能由“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 [5]不仅如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官员“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使“身为编氓，亦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 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官民上下，语言不通，成为执政的重要障碍。因此，清廷特地在闽粤地区大力推广官话，规定“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涪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 [6]但是，语言推广并非易事，清廷并没有能够实现语言统一，闽粤地区一直延续着原有的方言系统。但这一时期语言统一还仅是清廷政令下达，专制统治的需要。
随着晚清民族危机的加深，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不少精英强调语言统一与民族认同、国家富强间的密切关系，统一国语呼声日渐增高。创制切音新字的卢戆章指出，如果人们“各操土音”，必然“对面无言”，而如果“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那么国家“新报、告示、文件以及著述书籍，一经发出，各省人等无不知悉，而官府吏民，亦可互相通晓。” [7]这对于国家与民众而言，都是极为有利之事。而晚清桐城派教育家吴汝纶东游日本之后，深受日本国语教育思想影响,回国后即向张之洞奏请实施国语教育，他指出“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层差不齐，此为国民国体最要之义”，主张向日本学习，在学校推广国语教育。与此同时，他提出以京音统一天下音律，以实现语音统一。长白老民亦深谙此意：“世界各强国无不以全国语言一致为内治之要端，故今年吾国洞达治体者，亦无不深明此理。”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在给时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的呈书中，亦认为中国南北各省，“口音互异，甚有各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而“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因此，“统一语言”可以“以结团体”，可以强国家。中国“无事不规仿泰西，步武日本”，唯独对语言统一问题“漠然置之”，是不可行的，因此，强烈呼吁推行官话合声字母。 [8]
中华民国建立后，由于助推国家建设和统一的需要，舆论渐趋加强对国民与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强调，“国语”的重要性被纳入到“国家—国民”的话语叙述之中。蔡元培就认为国语是“融洽国民感情的媒介，是个人求知识，谋职业的应用，是服务于民族国家，尽一个国民应尽责任的应用工具。” [9]远在日本的华侨呼吁只有学习统一的国语，才能“做中华民国统一国家的大国民”。 [10]
而在1920年代，军阀混战、国家分裂，许多人寄希望于国语的推广能加强地方军阀对整体的认同，实现全国政治上的统一。倪海曙认为，民初旧的封建势力很快转变成军阀割据的状态，连年内战，“使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政治统一的需要，于是许多人又都从统一上着想，这种意识反映到语文改革上，便造成了注音字母与国语运动的合流，使‘待用文字’的注音字母转变成了‘统一国语’的注音字母。” [11]这正如时人所希望的那样，“方今南北纷争，忧国之士力谋统一，但统一南北，非先联络感情，则言语之效力乃大”。 [12]这种国语统一观反映了时人现实需求。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众多精英认为语言不统一，方言隔膜造成了国人之间犹如一盘散沙，国族性不强。 [13]国民和国家之间的隔膜状态造成了国民只知个人、家族、乡土而不知国家、民族，正如蔡元培所言：“中国人民肯替家族、地方牺牲，而不肯替国家牺牲，就是因为感情的不融洽，像广东一省，广州、潮州、汀州、漳州都各有各的语言，所有时起纠葛，虽然也有其他种原因，但是语言的不统一，总是一个重大原因。” [14]所以在支持国语统一运动的人看来，国语就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象征，是“国民精神所寄托”，只有“国语统一，国民精神才能统一，现代的国家，没有不承认的”。而民众只有在操持了共同的语言之后，“国民统一之精神，自随而勃发，驯之五族一志，四亿同心，后扩充军备，以固国防，振兴实业，以裕国计，普及义务教育以培国本，发达科学技艺，以宏国用，种种问题皆得迎刃而解矣。” [15]
自从西方人东来中国，并尝试学官话，自然需要创制用来记录汉字读音之拼音系统。多年来，曾经有不少拼音系统推出。19世纪时，最先出现的就是威妥玛拼音，根据其发明者命名。1906年，标准邮政式拼音推出，同样是不太规则的系统，也多数用于地名。
20世纪时，有些中国语言学专家提出数个转写系统，而其中一个更是全新拼音系统：注音符号，到当前为止，最成功的转写系统是汉语拼音，亦即中国大陆政府在1958年推出的方案。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如今也部分采用汉语拼音。
在20世纪初至1980年代，一直有人不少人，也曾包括中国大陆官方，认为汉语应该走抛弃汉字的拉丁拼音化道路。持这种意见的人中最著名者为毛泽东，其“汉语一定要拉丁化”的论断被编入了中国大陆80年代之前的教材。由于汉语拉丁化运动采取的是汉语标准语的语音系统，因此汉语标准语的拼读系统得到了运动支持者的重视，其中以汉语拼音为甚。拉丁化方案最后被放弃，基于汉语包含非常多同音词。汉字与古代文学和文化息息相关，汉语的构词方式使得汉文书籍一般比英文书籍容易读懂，种种原因令汉语拉丁化运动推行甚为困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已经放弃放弃拉丁化方案，汉语拼音主要用于小学汉语发音教学。
80年代之后，随着汉字的计算机输入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汉语拉丁化运动已逐渐平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亦不再采取这种论调。但民间仍有拉丁化运动的支持者。而耶鲁拼法则不太受欢迎，也比较过时，却更能代表官话的音位。
现代汉语标准语继承于始于北宋、定命于元明的“官话”体系。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新老国音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后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国音字典》。
1920年，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和江苏全省师范附属小学联合会相继做出了定北平语音为标准音的决议，最后由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确立了“以北平读法为标准音”，即新国音。，并开始在全国学校推广。
“国语”的定形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各地的国语标准一致化。
1949年以后的国语系统、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这个时期的国语系统。 [16]
1949年之后，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汉语标准（分别为国语系统和普通话系统）沿不同的轨迹发展。此外，在东南亚等华人地区，有源于国语系统的华语系统。
无论是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国语的普及和推广，还都要从注音符号说起。“ 民国二年（1913年） 教育部召集全国22省、蒙古、西藏、华侨各代表，并聘请音韵专家合共会员79人，在北京开读音统一会，审定7200个普通汉字的音为法定音（ 其中有600余字是近今通行的俗字和科学上的新字，古来韵书和字典上所没有的），又将从国音中分析出来的音素定为39个音素的符号用来拼切各字的国音，这就叫做注音字母。”（ 后来为避免误为废汉字、兴罗马字母，而改名为注音符号）。注音符号与国语相比有其自身的优势：其一，有音可读，有利于统一全国读音为标准读音。其二，易于学习，便于掌握。其三，易于普及流传，便于国语学习。正是由于以上优点，注音符号成为国语运动的急先锋，被国民政府寄予厚望，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民国四年（1915年）北京注音传习所成立，这是民国时期第一个注音传习所，并编定了陆军军用旗语和电报号码。民国七年（1918年） 教育部令北京、武昌、奉天、南京、广东、成都六省市的国立师范学校附设国语讲习科，用来专门培养教授注音字母及国语的国语教员。同年11月，教育部以正式公文公布注音字母令全国人民传习推行，并公布注音字母表。
民国八年（1919年） 编撰国音字典。民国八年（1919年） 推行国语办法六条。民国九年（1920年）1月教育部以正式公文通令全国国民学校一律改用语文体，并规定国语的书法所用字体为楷书和行书。民国十年（1921年）3月，要求各省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酌减国文教学课时，并增加国语教授课时。同年10月，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张国仁提出的各学校各科一律用国语教授的议案被采用。民国十一年（1922年） 推行简笔字，提倡铸造简笔字的铅字，在各种书报上通行；审定注音字母的书法体式，编定国音音素表和对照表；设立中国语音学测验所；编撰国语辞书；设立国语专修学校。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 以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全民族抗战日趋深入，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国民教育以重庆为中心，义务教育民众，利用国语和注音符号，扫除文盲，力求统一语言文字，普及国语，宣传抗日精神，激励全民族抗战，以达到维护统一，维系中国精神，在思想文化战线上与日寇进行抗争的目的。 [17]
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在台湾也坚持推行国语运动，而大陆地区则实施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方案进行新的汉语改革，从而两岸文字出现两种发展路线，形成了今天繁体中文和简体中文。
中国台湾地区的民进党改采推广母语（本土化政策），但国语仍是主要官方用语，其普及率远高于普通话在中国大陆的普及率。由于大众媒体的强势作用，包括新闻台、亲子台、新知、娱乐、综艺、卡通等类型节目及电视广告仍以国语为主，其他母语的生存受到威胁。
这些年来本土化政策的推行，在小学增加了乡土语言教学。而除了偶像剧以及有配音的外来戏剧（如韩剧、港剧等）仍以国语发音以外，晚上八点档的连续剧有不少是以闽南语发音的，而客家电视台亦推出了客语戏剧、节目，原住民电视台亦同，但都是以年长者为对象。而台湾的新闻台虽然有母语新闻，但是经常被批评不标准；而且台湾族群居住地区模糊，各级学校大多仅能使用国语授课、多数学校教师也没有能力使用母语授课。由此可以知道母语的传承有一定的危机。
闽南话的传承比较没有危机，多数台湾人听的懂、也有一定数量的年轻人及儿童是以此为母语或双母语—国语及闽南语双母语、但是许多台湾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母语能力已经大幅下降，父母间对话用母语，而与子女交谈却大幅使用国语的现象也很普及；台湾三大母语之一的客家话的传承出现相当危机（许多客家年轻人听不懂客家话），原住民语言则是有灭绝危机；另外，台湾的识字率虽然接近100%，但精通母语的比例仅有一、两成。
东南亚、中国港澳地区：本地华人主要以闽南语、粤语为母语。这些年来，国语、普通话在这些地区升温，逐渐成为商业通用语之一，但离日常交流用语还有很大的距离。
新加坡：华语是四种官方语言之一，新加坡华籍人士多来自闽、粤，政府推行的华语并非来自家乡的福建话(当地对闽南话的称呼)，官方所指的华语是国语（普通话），且电视上禁止使用方言。不过，年轻一辈的人则习惯口音很重的新加坡英语。 [18]
以下将以普通话为例，介绍汉语标准语的语音系统。
普通话的声韵母系统基本沿袭了北京话系统，两者主要的不同在于zh,ch,sh在北京话多发卷舌音而普通话多发翘舌音；台湾国语则避免发出卷舌音。普通话的声调亦大体继承北京话的系统，即阴平55，阳平35，上214，去51，以及轻声；台湾国语的上则为21。单字声调 普通话四声音值在普通话里，只有平声有阴阳分立，没有入声，因此除轻声外共有四个声调：
阴平(标为“-”，声调值55）
阳平（标为“ˊ”，声调值35）
上声（“上”读作shǎng，标为“ˇ”，声调值214）
去声（标为“ˋ”，，声调值51）
当词语首二字是双音节，而第三字是单音节时，首二字都读阳平声。例如“保管好”(bǎo guǎn hǎo)的发音是阳平，阳平，上。当词语首字是单音节，而尾二字是双音节时，首字甩掉14的调，变成211；第二字读阳平声。例如“总保管”(zǒng bǎo guǎn)的发音是上、阳平、上，但第一字的上声只是“半上声”。3. 如果上声字后面接着非上声字，亦即阴平、阳平、去声和轻声前，且该上声字不处于句末、不处于被强调状态时，常读作半上声。国语则是上声字后接非上声字即读21，不论其余条件。
2. 在非去声音节之前，“一”读去声。例如：“一天”(去、阴平)、“一年”(去、阳平)、“一起”(去、上)。
这点与北京话轻声频繁出现的情况不同。台湾国语的轻声较普通话少得多。此外，在普通话里，轻声并非区分音位的条件，读轻声字的多少可能因人而异，大抵而言，中国大陆北方人读轻声的频率要比南方人高一些。儿化 普通话在以下情况下，名词后接一个儿化音:
这点与北京话儿化现象频繁出现的情况不同。台湾国语的儿化现象几乎不出现。此外，在普通话里，儿化并非区分音位的条件，儿化现象的多少可能因人而异，大抵而言，中国大陆北方人儿化现象率要比南方人高得多，许多南方人甚至不使用儿化音。
北京话、（新派）普通话、老派国语、新派国语（台湾国语）、东南亚华语等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有所差异。
台湾国语：与普通话的词汇相比，台湾国语的词汇除了融入部分闽南或客家词语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保留较多的古语词及句式，受美国、日本等外族语言词汇的影响；台湾地区国语词汇另一个特点是，台湾词汇保留了不少文言词，保留一些1949年前使用的词语继续指称某一群体的人。
国语、普通话、华语三大系统内部还存在“标准口音（无口音）”和“非标准口音（带口音）”的区别。从这个角度上说，汉语标准语构成了汉语的一大类“方言”。
国语明显受方言或其它语言影响的，一般都会视为带有口音。例如，声调系统与国语声调系统差异过大，或有过多的字发音不准。在台湾老派国语、台湾国语都是被视为标准的，而发像北京话那样的卷舌音则会被视为装腔作势。华语的情况则有些不同。
口音的有无、高低，与出身地域与教育程度有相当关系。但这种情况也造成能够使用流利标准语的人士被视为高水平，使用方言的百姓被认为粗鄙，进而间接打压方言存在的空间。
由于受到闽南话的影响台湾国语阴平和阳平在音高表现上和相应的普通话音节有所不同；普通话上声是“曲折调”，其后半段的调型特征为“微升”，台湾国语上声是“低降调”；单念时普通话声调的时长为，上阳阴去，台湾国语则为，阴阳上去。二者在语句中声调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普通话阳平是“中升调”，而台湾国语阳平是“中平调”；韵律短语边界效应在台湾国语中的作用力更大；受边界效应影响时，普通话各声调音节的时长延长基本上是相同的，而台湾国语中阴平和阳平延长的程度显著大于上声和去声；时长统计结果表明，语句中普通话上声长于去声，短于阴平和阳平，而台湾国语上声则是四个声调中最短的。 [19]
1945年台湾结束日据时期之后，早年无论政府或民间皆使用威妥玛拼音（官方标准为国民政府颁布的国语罗马字，以及其后继承的注音符号第二式），1996年当局“经济建设委员会”在国际化的要求下，以内部行政协调方式，决定以注音二式作为统一全岛街路译名的版本，交通部门并行文各交通单位开始执行。然而台北市政府认为注音二式不适合国际化的需求，于1997年推出与汉语拼音相似度更高的通用拼音（与1998年推出的通用拼音并不相同，当时的版本仍采用zh, x），而宜兰县的路标则以闽南话音译，遂演变成当局和地方之间的拼音大战。
拼音问题主要的争执点在于：采用何种方式译写“国语”发音没有共识。支持汉语拼音者认为其已经是ISO、联合国和美国国会图书馆都采用的国际标准，有助于跟国际接轨；反对采用汉语拼音的“台独”分子则担心造成国际上认为台湾和中国大陆同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汉语拼音的一些拼写与台湾国语的发音有所落差。支持通用拼音的人则认为采用台湾特色的拼音系统才能凸显台湾的“主体性”——尽管通用拼音和汉语拼音有极大部分相同。
另一方面，虽然台湾大部分居民都理解“国语”，可是在“母语政策”之下，地方意识抬头，因此有些观点认为地名跟路标音译应尊重“在地音”原则，采用闽南话或客家话发音比较务实。例如基隆市即部分采“国语”、部分采闽南话发音。1997年台北市的路标大部分为“国语”发音，少部分路名、区名、里名为闽南话，甚至还有原住民语言的例子，如凯达格兰大道。
拼音的目的在于提供外国观光人士帮助，还是呈现本地语音特色，则各有不同看法。最大的问题则在于无论采用何种拼音，总是有不同单位译写结果不一致和工人拼错的状况。
2000年民进党执政之后，通用拼音方案经过修订并增加闽南、客家话适用的版本之后，于2002年全面采用（仍是根据“国语”发音音译），因为部分地方政府反弹，并未强制实施，容许各县市按照意愿采用不同系统。当时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九，考量到更换拼音系统的成本过高予以反对。2008年9月16日，台当局“行政院”通过教育部门提案，2009年1月1日起在译音上将从通用拼音全面改采汉语拼音。
在台湾，学生用注音符号学习生字与读音。部分人士希望以通拼取代之，但是基于对拼音使用的争议、重新创制教材的问题以及教师训练问题等，加上注音符号用于国民教育已有长久历史，拼音则以对外华语教学为主，因此注音符号仍继续保留和使用，故注音符号普遍使用于以儿童为对象的场合与公共场所。 [20]
汉语标准有许多套拼读系统。著名的有注音符号、威妥玛拼法、汉语拼音、注音二式、通用拼音等。除注音符号外，其余拼读系统均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文字形式。当前汉语拼音在中国大陆是普通话的法定拼音。台湾的国语则普遍使用注音符号，政府法定的拼读系统仍具争议中，英译则多用威妥玛拼法。西方出版的图书以往使用威妥玛拼法，但是从19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出版物采用汉语拼音，到2000年以后，几乎所有的学术书籍都已改为汉语拼音。
由于语言接触的结果，很自然地，台湾国语会从中国台湾的本土语言吸取某些词汇，除了台湾国语本来就缺乏的台湾文化和生活用词之外，还有大量台湾本土语言（主要是鹤佬话）的流行用词。有些鹤佬话流行用词，在台湾国语也能找到同义的用词，但是因为这些鹤佬话用词非常活泼，讲起来很“响亮”，为了文字表现上的生动，就用汉字写了出来，有人再用国语来念，慢慢就融入了国语词汇。比如说，在议会上有人骂别人“压（鸭）霸”（不讲理），商店里则写着“大俗卖”（大拍卖）的招牌，奖券开奖时则传来一片“槓龟”（没有收获）声。有些台湾国语的新词汇是从电视上的鹤佬话节目学来的，台湾电视公司在多年前曾播出的黄俊雄布袋戏，其中的人物用语活泼，也造就了台湾国语的某些用词，比如说所谓的“藏镜人”（偷偷躲在后面的人）、“秘雕”鱼（畸形鱼）等词汇。其他比较常见的借自于闽南语的新词汇，还有“速配”（相称）、“甲意”（中意）、“衰”（倒霉）、“赞”（好极了）、“牵手”（老婆）、“见笑”（害羞或可耻）、“老神在在”（气定神闲）、“搞怪”（狡猾难缠），等等。
此外，由于中国政治上的因素，台湾海峡两岸在某些习惯用语上，经过50年的隔绝，也有某些程度的差异。这些差异中，有些是因为台湾国语保留了19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所使用的一些语汇，而这些语汇在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由于种种因素而不再使用，或者是比较少使用。比如说，“里长”、“邮差”、“车夫”、“佣人”、“次长”、“级任教师”、“学艺股长”等，这些词语都是1949年以前的常用字，也继续在台湾国语中被使用。但是，中国大陆则是使用反映新社会关系的一些词语来替代它们。“先生”、“小姐”、“太太”、“老板”、“男士”、“女士”等1949年以前的常用称谓词语，中国大陆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一般也不常使用（苏金智 2000）。台湾本土用语，基本上都来自中国的福建省，唯中国台湾曾因《马关条约》割让给日本殖民五十年（1895-1945），所以在日本文化的影响下，老一辈的用词是还是来自日本的，如：父亲，母亲等，还是以日本语为主，另有一词出租车（台湾为计程车），英文为TAXI 日语发音（外来语）为“ta-gu-xi",，台湾还是在使用中。
由于经过六十多年的隔绝，又因为中国台湾跟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均仍使用繁体字（中国台湾地区或称正体字，下同），台湾跟香港、澳门的出版物流通较多，造成了有些台湾国语用语并不是台湾专有，而是跟香港、澳门同时使用的。这种词汇名之以台湾国语或香港（或澳门）国语都不能达义。以学科而言，在1949年之前就已有或者稳定的学科，两岸四地的用语就是一致的，例如数学上的Matrix，两岸四地都称为“矩阵”。但是在1949年之后才出现的学科，用语就有差别，例如在计算机信息学中的类似数学矩阵的Array，中国大陆称为（译为）“数组”，而台湾称为（译为）“阵列”；或者像化学元素“硅”，中国台湾地区写作“矽”，因为元素周期表中包括的许多放射性元素的国际确认都是在1949年以后的事。香港（或澳门）人读台湾的繁体字出版物者，写字或说普通话时，常与台湾用语一致，例如上述的“阵列”或者“滑鼠”；香港（或澳门）人读中国大陆的出版物较多者，则写字或说普通话时，常采大陆用语，例如上述的“数组”或“鼠标”。但是毕竟因为香港、澳门习惯上采用繁体字为多，再加上许多电脑的程序员在制作简体文件转换为繁体时，希望一并将中国大陆用语也转换为台湾及香港、澳门用语，因此出现了“繁体用语”的称呼。
“繁体字”是字体的称呼，“繁体用语”是一个因为台湾和香港、澳门将上述词汇写成书面文字时，恰恰都是以繁体出现，所形成的又一名词。“繁体用语”跟台湾或香港、澳门当地的方言完全没有关系，但可以简单粗略地囊括台港澳共通的词汇。而正如本来没有“繁体字”这一名称，是因为“简体字”的出现，而有了“繁体字”这种相对的称呼，因此相对应于“繁体用语”，又有人为求方便，将中国大陆用语相对地创造了一个“简体用语”的称呼。不居住在台湾地区或香港地区、澳门地区者往往误解“繁体用语”=“台湾用语”=“台湾话”，这些都是不对的，正如“大陆用语”并非等于“普通话”，普通话更不等于“简体用语”一样，并不需要用简体字才能说普通话。台湾地区及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确有一些共同的词汇和句法，这也无法用“台湾国语”一个概念全部含入，但也没有“香港（或澳门）国语”的说法存在，勉强只有所谓的“香港（或澳门）用语”。因此对于“滑鼠”、“阵列”、“印表机”等词汇，似乎“繁体用语”是个比“台湾国语”更精确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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